“主题性创作：定位·方法·路径”学术工坊议题综述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总结年度主题创作和学术研究成果，推动书法事业繁荣发展，1月10日，中国书协“主题性创作：定位·方法·路径”学术工坊在北京中国文艺家之家举办。学术工坊以主题发言、交流互动、学术评议的方式，对“主题性创作与主题性展览”“书写的规范与笔墨的表现”两大核心话题的九个议题，展开讨论。 　　主题性创作与主题性展览 　　关于“主题性创作与主题性展览”核心话题的四个议题， 各位专家着眼于展览模式和创作机制的改革，从书法在社会文化格局中的意义到当代书法发展思路，再到创作者的心路历程，从不同角度对“三段式”创作思路和“四个贴合”的主要要求展开了细致深入的讨论。 　　议题一：“主题性创作”的边界与方向 　　讨论过程中，发言人张冰与对谈人杨勇对“主题性创作”的概念轮廓与发展方向展开了深入交流。张冰阐述，“主题”是一个宏观的视角，是可以反映时代与社会、国家与人民，能够唤起更多时代共鸣，并且具有延伸社会效应的议题。“主题性创作”是一种时代、生活、文本、情感、笔墨相互映发的综合创作模式，以“三段式”创作思路为核心内容。“主题性展览”是一个影响面很大的社会文化活动，以“四个贴合”为主要要求。对“主题性创作”内涵特征与文化意义的分析从策展、作者、观众、传播四个维度展开，凸显了“主题性创作”区别于一般创作思路的根本差异。最后，从“主题”与“专题”的辩证关系切入讨论了“主题性展览”的文化意义与认知误区。 　　杨勇在回应中提炼了“主题性创作”的四个关键词，即鲜明的时代性、书法的社会担当、人民性、书写者的“在场”，强调主题性创作与主题性展览的关注点在于为重大历史节点和重大事件策划实施的展览。凸显时代风貌的书法创作需要紧扣时代主题，这就需要书写者走进群众生活，调研考察，借助文字、笔墨写好中国故事，这种“沉浸式感受”帮助作者进行社会体验的感情凝练与升华，让创作更好地体现“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抒怀”的使命担当。杨勇特别结合审读谈及了文本的重要性。“书写文本”作为主题性展览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人民群众理解“主题展”指向的最重要的维度，是人民读懂展览的第一步，而“用字”又是人民群众评判创作态度与水平的第一步。所以，在主题性展览的前期审读过程中，对文本与文字问题的审读和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议题二：“三段式”创作的理论与实践 　　这一部分由于有东发言，祝帅对谈。于有东谈到，“三段式”书法创作理论是将专业性与人民性、时代性相结合产生的创作模式，打破常规书法展的局限，打开书法文化的受众面，书写者走出书斋、贴近人民，从个人情感式创作转向历史性叙述，使书法融入人民大众。从另一方面讲，则是激活了书法的记言录史社会功能，创作过程即“以事成文，以文濡墨”，而文本形式则设置了“白话文”和“古诗文”两种，这是古今文化与时代的碰撞交融。“三段式”理论从“事”“地”“人”“精神”四个层面入手，以笔墨讲述事迹、表达心声，使文艺沿着更具普及性和全民性的方向发展传播。打通书法的专业性与人民性，开启了书法从曲高和寡向道近易从的转换。 　　祝帅分别对三段式的创作过程进行解读，并结合具体书家创作实例重现“主题性创作”的过程。“浸入式感受”是作者在对叙述对象的深度调研和体验中，形成身临其境的触动，进而完成文本的写作；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创作是将体验转换为审美，体验与创作之间建立了一种心理上的转译机制，即所谓“体验式书写”，这一创作方式与抄写唐诗宋词表现的心境不同，观众感受与反馈也不同。三段式中的“主题性创作”并非前两步的递进，而是作为创作观念始终存在的引领和指导，创作者需要始终保持对“主题性创作”的高度认知，完成情感、文本、书写的转换和内涵的同一。因此，创作者的身份具有多重性质，他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语言的表述者，还是文艺的表现者，整个书法创作的过程则是还原风物人情之上的艺术升华。 　　议题三：时代文本与记言录史 　　发言人虞晓勇讲到，古代优秀书法作品得以传世，笔墨的娴熟、风格的感化、范本的价值以及文辞内容都是重要因素。书法作品是“三段式”理论的最终呈现，而支撑这一表现形式的是书写内容；群众能够与创作者产生共情、与书法作品产生共鸣的基础也是书写内容。文本中展示的人的精神层面的表达，比如坚韧不拔的精神、锲而不舍的信念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是群众获得感受的出发点。对于创作者来说，文本既包含记录部分，又包含情感、思想等抽象的非物质的表达。因此，白话文、古诗文是表现文本的手段，不是决定文本价值高下的标准。文本要具备严谨的表达，优美的词句，丰富的内涵，发人深省引人共情的意趣，不管用哪种表现手段，皆可为书法创作增光添彩。 　　议题四：“三性”与“四贴合” 　　发言人宗成振以“专业性”联系“人民性”和“时代性”，表明“专业性”包含笔墨的发挥，内容情感的寄托，它能够体现时代社会的文化属性，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人民性、时代性、专业性”三者同源所出，又回归同一。这“三种性质”与“征程”书法大展中提出的“四个贴合”是相互印证的，前者是“主题性展览”“主题性创作”的属性，后者是方法。“将书法寄情抒怀表达方式与记言录史时代功能相结合”，强调书法创作的性情表现与鲜明的主题内容相适应。文本的呈现与展厅效应相互生发，将传统的书法文化、创作艺术赋予时代活力，即“文本呈现方式与时代表达内涵相融合”。完美地呈现时代特征，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感染力和亲和力，需要社会环境、人民生活的参入、融汇和表现，这样的主题创作更能发挥“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积极作用。“推出精品力作与展览展陈中国风格相契合”，书家个体的创作与展览群体的呈现有着统一的指导思想，保持“主题性展览”在宏观调配和微观表达的高度契合。 　　发言对谈之后，李刚田、丛文俊、刘洪彪、叶培贵、张继、朱培尔诸位专家针对前述问题展开学术评议。李刚田在评议中认为时下书法创作中惟形式至上、技法至上的思潮与主题性书法创作明显是不适合的。如何把握创作激情的表现、形式美的营造与书写内容的可辨识性之间的度，主题性书法创作对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丛文俊认为当代书法大都流于设计制作，或放纵自任，不别文辞内容，不别书体，不别作品的固有功用，而以作品形式和炫技为鹄的，看似花哨丰富，实则很苍白，成为一种缺少灵魂的俗弊。主题性创作自古有之，举凡庄重，正规的场合，都会对书体和风格有相应的要求，所以我们应该很好地向传统学习，用敬、用心去感悟其妙之所以然，尝试回归到书法之本源的艺术精神方面。刘洪彪认为书法前贤留下了太多“浸入式感受，体验式书写，主题性创作”的经典之作。当今书坛临古代碑帖、抄古人诗文几成多数书家的书斋常态，对当世没有多大意义，对后世也没有什么价值。中国书协连年筹办主题性展览，引导浸入式感受，提倡体验式书写，无疑是对当代书家艺文兼备、德艺双修和当代书法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战略性举措。叶培贵提出“主题性创作展览”中的一项重要要求——创作者深入生活情境和历史场域中进行情感体验、文本撰写，表象上似乎只是对“文”的具体化探索，但深入地看，情感体验和文本撰写并非外在于“书”的事情，相反却极有可能影响到对笔墨（也就是“艺”）的理解，从而推动“传统”“创新”关系的再认识。张继提到当今有的书者包括个别资深书家在面对一些主题性创作，尤其是面对与国家大政方针相关的重要主题性书法创作时，有束手束脚之感。事实上，主题性书法创作会因其主题的历史性使其在具有较强的艺术价值的同时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朱培尔认为在所谓的“主题展”，在很长时间停留在其有纪念意义的节点，按照书法家的级别或年龄在展厅中挂上他们提供的作品这样的初级层面，缺乏对于书法本体发展的思考。近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围绕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活动与事件，在书法的主题性展览方面，立足书法本体发展，以策展和创作模式为切入点，以引领当代书法发展为目标。这种新的书法主题性展览，可以使我们对“主题”有更好、更深刻的体验，从而引发对书法艺术发展的进一步思考，并促使书法家提升创作语言与风格。 　　主席团成员王丹、毛国典、代跃、刘月卯、张建会、张胜伟、顾亚龙、鄢福初、潘善助也围绕每个议题发表了自己观点。他们认为，近年在中国书协举办的主题性展览中，克服了“为艺术而艺术”和脱离现实的局限，引导广大书法家在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提高作者的人文精神高度，使当代书法创作体现人民性、时代性和专业性的发展方向。主题性书法创作是策展理念的提升，白话文书法创作是时代新风，展览更接地气。主题性书法创作是艺术探索也是文化主张，是对传统书法观念的发展和延伸，而不是重构或否定。我们站在中华历史文化传承和时代发展的高度，坚定文化自信，把牢正确方向，实现书法艺术理想与时代精神的契合。 　　书写的规范与笔墨的表现 　　关于“书写的规范与笔墨的表现”核心话题的五个议题，各位专家展开不同角度的阐述和延展。在发言、对谈的基础上，评议者根据具体问题作对应的论析，整个讨论过程是一个提问、沟通、反馈的交互循环机制。 　　议题一：关于审读流程 　　霍玮首先阐明审读评议的基本原则，即“坚持以合理适度为原则，把握好文与艺的关系；坚持以学术规范为准则，把握好纠错与宽容的关系；坚持以切实所需为目的，把握好作者当前文化现状与日后涵养提高的关系”，这是自2019年十二届国展中至今不断摸索完善的阶段性成果。“主题性展览”实行“小组讨论→专家评议→作者申议”的“一事一议”审读方式，审读逻辑和过程更加细致严谨。以“征程”大展为例，审读工作由“撰文指导组”“审读组”“专家组”共同完成。具体而言，“撰文指导组”与自撰文作者密切配合，作者经过实地考察、资料搜集，将经历感受转化成文学创作；撰文指导专家对创作文本的格式规范、言辞文法、语言逻辑、思想内容等给出评价或意见，交由专家组审定，专家组将指导建议反馈撰文指导专家和作者。最终通过的文本交由资深编辑、党史研究院专家审查。书法创作审读环节，“审读组”负责对作品的文本、用字、款识、规范、材料等方面总体考量。“审读组”由四十五位具有书法专业背景的审委组成，在分组审读中，组长综合审读意见，以没有硬伤而不失艺术表现为原则进行宏观把控、专业解答和合理调整，再于定期召开的评审会上交由专家组做评议并决定是否通过。需要修改、重写的作品会再次按流程审读审查。审读依据是客观的，有学术依据的；不是靠经验、凭感觉。审读委员从严提出问题，专家组从宽综合评议，包括用字规范、书写水平、创作文本、书写篆刻材料，以及作者的擅长和实际发挥的考量，都在审读的范围内。 　　议题二：文字审读的尺度 　　由董倚桥发言，刘颜涛、刘照剑与之对谈，李刚田、丛文俊进行评议。董倚桥谈到，文字审读工作不会阻碍和制约创作者的艺术表现力。从性质上来看，审读不是简单地挑错字，而是根据不同书体、不同语境、不同风格做出一字一议的不同判断。科学的审读不仅要知有错，还要知无错。审读的严谨性绝不代表教条主义。董倚桥主要以繁简字问题、字体问题、异体字的使用问题为例对审读的尺度与标准进行剖析。比如，繁简字不能混用是共识，而简单地以简化字翻转成的繁体字并不一定正确，如“皇天后土”的“后”写成“後”就是硬伤。再如异体字的使用，对于多种异体字写法，应以经典文献、学书范本，以及相关类书、字书等多版本相参为依据做出判断。同时，涉及到不同字体也有不同的判断。总体来说，审读不仅是严谨的、学术的，且充分考虑到艺术创作的表现力和艺术表现的个体差异性。 　　刘颜涛结合自身体会参与对谈，充分肯定了审读过程的严谨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以其参与的“伟业”大展和“征程”大展的大篆用字为例，说明了审读对于书法的文化性和艺术性的合理把控，赞同董倚桥所说的“审读不仅是知有错，还要知无错”的观点。刘照剑着重讨论了繁简字混用问题，结合古代文献，分别举例说明古代碑帖中可通用与不可互通的繁简字例。刘照剑认为，审读中面对作品中的古今字、俗字、讹字、异体字等不同类型的文字使用，考虑到文字在历史演变过程的复杂性，审读以不失文字本义并结合文献和历史的约定俗成为原则，兼顾书法创作的艺术性，非硬伤者予以包容，充分体现审委会艺文兼顾的工作理念。 　　议题三：自撰文的现状与倡导 　　本议题由田熹晶发言，方放、王金泉与之对谈，刘洪彪、朱培尔进行评议。田熹晶说，古人书法是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并存的，虽然当代书法实用价值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依然不可偏废。当代书法也要反映时代、反映生活，那么，抄录古诗文的书法作品是很难达到这个效果的，长期以来重艺轻文的现象必须有所改变。近年来中国书协提倡自撰文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主题性创作中的自撰文的成功实践成为一个亮点。“中国力量”大展完成了书法创作与时代文本的对接；“伟业”大展完善了一条从文本到笔墨的完整书法创作链；“征程”大展从创作到展览达到了古典意味与时代精神的完美契合。在“人民性、时代性、专业性”的指导下，今后的“主题性展览”“主题性创作”对自撰文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这会进一步促进书家对文化素养的关注和提升。 　　对谈人方放讲述了自己以平日随笔、文章用于书法创作文本投稿国展的经历，这些随手描绘的散文是对景物、环境、现实的真切感受，贴合了“浸入式感受”的“体验式书写”。方放认为，一篇优秀自撰文不仅在于文采，还要有哲学美学思想作支撑，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文字记录时代和生活，笔墨体验情感和生命。王金泉从“征程”大展撰文书写的过程切入，命题撰文和实地感受的要求对作者来说是一种新奇的创作模式，他将乡村振兴这一体现时代风貌的命题熔炼为格律诗并书后记，在书法创作阶段也会考虑到基于内容的风格表现。王金泉强调，诗文撰写是书家需要努力学习，弥补不足的重要发展方向。 　　议题四：白话文的创作与实践 　　对于白话文的相关问题，由韦斯琴发言，谢少承、王亚辉与之对谈，李刚田、张继评议。韦斯琴说，书法既要坚守传统，也要与时代合拍。目前的书法创作逐渐变为拘泥于传统的表面形式，而忘记了传统的内涵；书法的艺术表现大行，而文化属性却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结合具体案例，韦斯琴谈到长篇白话文的书法创作，选用小楷、小行书、草书更加合适，若是篆隶书则不易识读，阅读体验不佳，也会影响整体美感。对谈环节，谢少承认为白话文的创作实践不仅对作者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对于欣赏者也是一种新的体验。书法创作趋于笔墨的视觉表现，欣赏者也渐渐忽视了文字内容而仅仅关注点画效果。以白话文为文本所呈现的书法作品，其艺术水准并不亚于长久以来古诗文的书写，反而更有亲切感和时代特征。书法既要尊重传统，也要展现时代；既要体现艺术性，也要发挥实用性；白话文作为书法创作的载体，是机遇也是挑战，广大作者需要反复思考自然表达与实际叙事的和谐统一。王亚辉谈到，白话文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是中华文明与时俱进的深层需要，而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手段，同样面临着时代进步之下的现代化转型。面对“主题性展览”时，白话文有着难以替代的表现因素和传播力度，然而，白话文的创作也不能局限于朴素的常用语言，而是文本能够体现人的意志、时代的象征，有着振奋精神、传递中国故事的积极作用。他提出了白话文创作的四点要求，即突出思想性和纪实性、投入真实情感、增强叙事能力、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及话语蕴藉性。以文章承载思想，体现叙事，以文字表现信仰、胸襟、情怀，将先烈事迹、时代楷模、先进人物的形象以多样的叙事手段加以呈现，传递感动，传递真情。 　　议题五：版本的误区 　　由叶康宁发言，刘元堂、程志宏进行对谈，丛文俊、叶培贵评议。叶康宁谈到，在审读过程中发现了不少作者对于版本的一些误区，如对古籍影印本、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所有书籍以及名人点校本的完全信服，并针对不同问题分别提出建议以及可靠版本的推荐。叶康宁说，古籍在传抄、刊刻的过程中会发生不可避免的讹误，而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也未必就是正确可靠的，并以于安澜委托朱季海点校的《画品丛书》为例，指明名人点校本的失误。建议诗词文本来源可以最新整理本为依据，以古代精刻本为参考；书论画论等的抄录，可以选择最新的校勘本为依据，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刘石校《法书要录校理》、西泠印社出版的屈笃仕点校《书苑菁华》，篆刻也可以参考黄惇新修订的《中国印论类编》及黄尝铭《篆刻语录》。 　　对谈环节，刘元堂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系列丛书为底本推荐，同时强调书家使用古籍资料时，需要掌握一些目录学、版本学的知识，再对不同版本进行考量和选择。刘元堂总结，一般来说，以官刻本、初印本为第一选择，较少的偏向私刻本、后印本；并以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周易注疏》和南宋福建坊刻本《周易》对比举例，发现坊刻本的一些原则性的误刻。在抄写时，可以将版本信息录于款识处，可以有效地避免因版本而产生的如避讳字一类的问题。程志宏结合个人学习经历谈到，对版本认知的渐进过程和书写文本版本的选择，体现了书法作者从书写层面到文化层面上的转变。 　　此次会议基于中国书协近年成功举办的三次“主题性展览”，目的在于改进既有的展览模式，将“艺文兼备”的指导理念体现于创作和组织实践，重新激活书法“娱心意而示褒劝”“美教化而移风俗”的抒情功能与社会功能。创作者以“浸入式感受”书写富有“人民性”的时代文本，以文辞、书法为传播媒介，同宏观思路和细节把控的审读工作互动配合，呈现出生动而严肃的书法盛筵，使欣赏者再次回归于浸入式体验，构建出体验、书写、审读、反馈、展示、欣赏的整个过程。“主题性创作”是笔墨映现时代的展览导向，也是中国书协展览机制改革的重要探索，对当代书法发展格局的丰富与延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